Kleine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 in der deutschen Übersetzung
作者：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龙健
责任编辑：朱晓佳 刘悠翔 实习生 郑韶仪 网络编辑：小碧
（本文首发于2017年3月30日《南方周末》）
歌德式“中国风”
德语世界中，第一部被完整译介的中国长篇小说，大概是1766年译成的中国“十大才子书”之一《好逑传》。
译者是纽伦堡学者穆尔。穆尔把“君子好逑”理解成了“一位名叫好逑的君子的故事”，但这不影响穆尔把译本送给席勒。据说席勒看后十分喜欢，甚至想改编。
席勒的好朋友歌德比他更热衷于中国文学作品。1781年，歌德看到了英国诗人珀西翻译的《好逑传》英译本，十分喜欢，紧接着又一口气读完了由法语转译为德文的《诗经》和《赵氏孤儿》。“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来临。”歌德顿时灵感大发，将《赵氏孤儿》改编成了悲剧《哀兰伯诺》。
1828年，歌德读了汤姆斯（P.P. Thoms）翻译成英文的“粤调说唱”文学《花笺记》，十分喜欢，便从中挑出四首唱词，译为德语，并写下了颇具“中国风”的《中德四季晨昏杂咏》十四首。“疲于为政，倦于效命，试问，我等为官之人，怎能辜负大好春光……”当《花笺记》在德国受到歌德追捧的时候，中国人却对它缺乏重视。直到一百年后，才由郑振铎在巴黎国家图书馆的一次调研中，重新发现了它对于欧洲汉学研究的价值。
要是去18世纪的德语书里找中国文学，可以找到不少小说和戏剧，而诗歌只处于边缘地位。这样的情况不免让人吃惊，毕竟古代中国长期推崇诗歌而贬低白话文学。歌德时代，中国诗歌终于在19世纪的德语世界有了共鸣。这一时期，德译版的《离骚》抢在英文和法文的前面，成为世界第一个译本。德国的传教士郭士立在他的杂志中把李白和苏轼介绍给德国人。
“他深受质朴的中国精神影响”
19世纪末20世纪初，中国形象在西方的利益角逐中被严重负面化。作为德属殖民地山东的官员，卫礼贤反对殖民，他想改变中国在德国人心中的刻板印象，于是投身翻译。
此时，五四“白话文运动”已经发生，卫礼贤却不断把包括《易经》在内的儒家和道家等众多经典译介到德国。当时欧洲的悲观主义文化盛行，卫礼贤觉得，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正是应对悲观主义的一剂良药。深受歌德影响，卫礼贤也把歌德的《中德四季晨昏杂咏》翻译成了汉语，其中两句，道出了卫礼贤的中国情结：“视我所窥，永是东方。”
像卫礼贤一样，这一时期的欧洲知识分子似乎特别热衷于探寻东方文化。分析心理学的创始人荣格曾说：“在欧洲喧嚣的不和谐意见中，能够听到中国使者卫礼贤的朴素语言，实在是一种享受。他深受质朴的中国精神的影响，善于用朴素的语言来表达深刻的道理。”写过《四川好人》的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，影响了德国的政治文学。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德国文豪托马斯·曼，也曾在作品中反映了中国和德国的互相投射。《易经》在欧洲风行，译本数量仅次于《圣经》。
1924年，回到德国的卫礼贤获得盛名，他成为法兰克福歌德大学的第一任汉学教授，并在那建立了中国研究所。这造就了德国汉学的第一次繁荣。两年后，他在《中国灵魂》中写道，这个东方的国度，正是“现代欧洲的救赎和良药”。
翻译现代文学“有失体面”?
1920年代以来，中国文学在德国的流行及翻译数量的显著提升，离不开孔舫之大量而系统的工作。只差《西游记》，孔舫之就可以集齐“中国古典四大名著”。
孔舫之也翻译了现代作家茅盾的《子夜》，这是他翻译的四十多部中国鸿篇巨制中唯一一部现代长篇小说。《子夜》让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刮目相看，但后来介于纳粹审查的压力，孔舫之只好转回古典作品的翻译。
二战时期，中国文学在德国的翻译放慢了脚步。德语世界里第一个关于鲁迅的译本是1935年翻译的《孔乙己》，但英语、俄语和法语的译本要早得多。1945年4月30日，柏林被联军攻陷，许多汉学系图书馆惨遭破坏。战争中,大量汉学家逃到美国，战后没有回来，这为德国的汉学研究造成巨大损失。
战后的民主德国和新中国在同一年成立，基于相似的政治处境，民主德国对当代中国文学的翻译有着天然热情。翻译鲁迅和丁玲的作品，被东德汉学家视为政治正确的选择。但仍有一些老牌的汉学家认为翻译现代文学“有失体面”，比如翁有礼在翻译《阿Q正传》后，用笔名躲在了其他译者的后面。
1950年代末期，东德和中国的关系受中苏决裂的影响，东德译者只好听从官方，翻译古代中国文学，不翻译中国现代文学。
跟东德的翻译中断不同，在西德，中国现代文学的翻译，即便1940、1950年代也不曾受到影响。鲁迅在西德很受欢迎，1940、1950年代有六个短篇小说都被翻译成德语。后来，很多汉学家把对中国研究的重点从大陆转向台湾。这引起了学生和年轻教师的不满，他们发起学生运动，口号是：“要学真正的汉语”，“不想学古文”，“也不想学台湾话”。
被搁置的《红楼梦》
中国改革开放后，作为解冻期的准备，1979年，东德译者翻译了老舍的《骆驼祥子》。1980年代的西德翻译了不少五四时期以后的现代文学，比如巴金的《寒夜》和沈从文的《边城》。当代文学——无论是反思“文革”的作品，比如冯骥才的《啊！》和古华的《芙蓉镇》，还是张洁《沉重的翅膀》为代表的工业改革文学，都有了德语译本。《沉重的翅膀》至今都是德国销量最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。
柏林墙被推倒前的民主德国，处于私有化过程中的出版社和机构无法保证翻译和出版正常进行，在1989年到1990年翻译的很多底稿都没能出版。比如史华兹的《红楼梦》新译本，它被德国汉学界寄予厚望，被视为对孔舫之版本的重要完善。
1978年，史华兹和出版社签订了合同——翻译前80回的《红楼梦》，如果他能每年提供250页左右的译稿，出版社就能每月供他500马克。对于当时物价低廉的东德而言，这样的收入还算能维持生计。谁知1990年，突生转折。史华兹一千八百多页的手稿，不得不长期搁置在瑞士苏黎世。2007年，这部译著终于被一个不知名的出版社出版。
看看葛浩文翻译了什么
1980年代中后期，凭借“三王”（《棋王、树王、孩子王》）系列，“寻根”作家阿城在德语世界很受欢迎。除了作品中的道家思想很受德国读者追捧外，还仰仗于导演陈凯歌对于其中两部的翻拍。
事实上，无论是莫言的《红高粱》，苏童的《妻妾成群》或是余华的《活着》，电影在欧洲上映的时间，都稍早于德语版出版的时间。
跟1980年代中期先锋文学几乎同时出现的，还有王朔的“痞子文学”，德语译为“流氓文学”或者干脆“Pizi文学”。顺着王朔文本所开启的城市文学写作，德语译者在世纪之交找到了“美女作家”棉棉的身体写作。
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，中国作为主宾国参展。棉棉等作家被当代最著名的德国汉学家顾彬批评为“中国当代文学垃圾”。
那次书展，也展出了作家徐则臣的作品。尽管徐则臣描绘的是北京沙尘暴期间的边缘人物故事，但在德语译本封面上，却是一个与内容完全不相干的漂亮中国姑娘。
尽管如今出版界的主要考量在于“是否卖得动”，但类如郭敬明和韩寒这样的畅销作家，都还未在德语市场找到媒人。在学术界，这两人也没有被收录进2011年由顾彬最新出版的德语介绍中国作家目录中。
美国翻译家葛浩文成了德国汉学界新的风向标。德国汉学家汉雅娜说，想知道德语市场上会有什么新的中国文学翻译，只要去看葛浩文翻译了什么，或者葛浩文正在翻译什么。
21世纪以来，中国古典文学再一次被重新翻译。比如顾彬2011年以来陆续出版的“中国思想经典系列”——《老子》《庄子》等书，又或者是2007年史华兹的新版《红楼梦》。直至2017年的莱比锡书展，将翻译大奖颁给了德译完整版《西游记》的译者林小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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