„‚Game of Thrones’ ist Kinderkram im Vergleich zu den ‚Drei Reichen’“. Interview mit der Übersetzerin Eva Schestag (“⽐起三国,权力的游戏只能算⼩⼉科”——专访译者尹芳夏), Southern Weekly, 16 November 2017.
在刘备身上,我们看到的是就当时而言“过时”的儒家世界;而曹操借着新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浪潮,成为了一个“暴发户”。
古雅的文言文言简意赅,言近旨远。于我而言,一如优雅的化身。
——尹芳夏
(本文首发于2017年11月16日《南方周末》)
作者: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龙健
责任编辑:宋宇 邢人俨 网络编辑:柯珂
为翻译《三国演义》,德国翻译家尹芳夏(Eva Schestag)在苏黎世的罗仁译者之家待过四五个月。译者之家被德媒誉为“苏黎世高地上的巴别塔”,窗外就是苏黎世湖和阿尔卑斯山脉的美景,但对尹芳夏而言,“在那里生活,似乎像一个僧侣”。
将中国“四大古典名著”译为德语非常艰难,《红楼梦》和《西游记》全译分别耗费29年和17年,《水浒传》正在重译。而在S·费舍尔出版社的规划中,德语版《三国演义》是一部“重量级出版物”:如果把书比做建筑物,那《三国演义》就是一座音乐大厅。
尹芳夏总共花了六年时间翻译《三国演义》,精装本两部合计1752页。德国媒体期待:“两本容量均超过800页的作品找到它的读者,也许是某种逆向潮流的征兆,来结束140字的碎片阅读时代。”
三国故事在东亚影响深远,德语世界却未必。尹芳夏形容,德语读者的阅读体验仿佛追剧,“需要些耐心和时间弄懂它究竟在讲怎样一个故事”。
《三国演义》第十八回,曹性一箭射中夏侯惇左眼,后者急急拔箭,没想到一下带出了眼珠,遂一口吃掉,大呼:“父精母血,不可弃也!”再往后一回,可以读到刘安,这猎户没有野味招待刘备,就杀死妻子供食。
因被此类残酷描写震撼,德媒《世界报》评价:“读这本书,就像在读《尼伯龙根之歌》和《指环王》。比起《三国演义》,《权力的游戏》只能算小儿科。”但尹芳夏看到了小说的另一面:“罗贯中总能用一种克制或自若的笔法来保持行文的一贯性。”
翻译《三国演义》要跨越更多文化和时代的差异。诸葛亮发明的“木牛流马”被小说演绎得颇为神秘,小说102回中提及的制作方法寥寥数语,相当晦涩。譬如,“孔长一寸五分,广七分:八孔同”中的“孔”字,在德语中对应“洞口”一词,直译会令人摸不着头脑。无奈,尹芳夏准备放弃翻译那段文字,而以注释说明。她的编辑瓦辛格却在德国的工作室中模拟出了制作流程。经此实践,他们明白了,文中的“孔”在技术层面其实指轴承,或是生物学中的关节。
尹芳夏常要回答“最喜欢的三国人物是谁”,提问者列举了关羽、赵云、刘备、曹操等重要人物,唯独没有诸葛亮。她后来发现,对方不问诸葛亮,是基于一个文字游戏:“他们觉得诸葛亮是神,不是人。”她对诸葛亮有种认同感,又觉得自己的生活态度“跟老庄哲学更加契合”。
尹芳夏生于1960年代,当时德国的汉学系学生处境并不好,纷纷转行。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了转机,大量中国文学被译为德语。尹芳夏爱上了古雅的文言文,先后在慕尼黑、南京和苏黎世学习中文。
进入21世纪,在德语世界,汉学系毕业的汉学家一直是翻译中国文学的主要力量。一些读者批评,有的作品译成德语后太“中国化了”。“汉学家式的德语”反映了一个问题:为德语读者翻译汉语,会比翻译英语和法语更难吗?或者说,汉学家的德语就更糟吗?
尹芳夏则认为,“英语的语言技能”也对德语翻译有帮助。翻译《三国演义》期间,她还是法院授权的宣誓翻译和公证翻译,两者分别侧重口译和笔译,而法律翻译更要求措辞的严谨性。用这部分报酬,她足以为自己支付房租。
2017年10月13日,尹芳夏在法兰克福书展上介绍了自己的德译《三国演义》,并接受南方周末的专访。
诸葛亮没能从宿命中解脱
南方周末:在你看来,诸葛亮是人格化的神还是人? 尹芳夏:诸葛亮本是隐士,与世隔绝,饱读诗书,却没有迂腐的书卷气。他登场时带着一种虚无缥缈的感觉:只闻其声,不见其人。说话声从四轮小车那里传来时,读者马上知道,这位蜀国军师正端坐于此,羽扇纶巾,身着黑袍,这种典型形象贯穿于小说。他总是穿着道袍登场,这并不是一点讽刺性也没有(注:指儒家和道家都想把诸葛亮引为自己的代表)。诸葛军师聪明而有远见,如果没有他“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”,刘备怕是永远不可能成为蜀国领袖。但是他会犯错,也没能从宿命中解脱,最终也像任何人一样要面对死亡。尽管如此,当我们读到赤壁之战这样的宏伟史诗时,还会因他的天才而拍案叫绝。 南方周末:那曹操和刘备分别代表什么? 尹芳夏:《三国演义》中,曹操和刘备不只是简单的对手关系,还体现两个完全相反的道德类型。曹操首先以篡权者形象登场,他肆无忌惮,残酷而迷恋权术;而刘备作为汉室的合法继承人,是谦逊、人道和忠厚的,有责任感和同情心。不过,这些邪恶和善良的寓言在行文中将变得支离破碎,甚至自我矛盾。曹操不只是“奸”,他也有智谋,敏感令他成为一个好诗人。他对敌人以敬、以宽,在战事中也显示出坚强和勇敢。与之相比,刘备未免弱些,太依赖他的智囊团。他老哭,把自己的利益建立在他的百姓之上,最终导致了汉室衰落。在刘备身上,我们看到的是就当时而言“过时”的儒家世界;而曹操,借着新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浪潮,成为了一个“暴发户”。 南方周末:你和瓦辛格怎样合作? 尹芳夏:翻译到第五年,我完成了全部120回的第一稿翻译。2016年我开始把自己的译文从头到尾再过一遍。这个阶段,S·费舍尔出版社的瓦辛格被委托审校这本书。瓦辛格曾在翰思出版集团跟世界古典文学打了30年交道,他自己也会把法语译为德语。阅读《三国演义》变成任务,他就得批判性地审读。为了让大众看得懂,我从第一章开始加注脚。我给瓦辛格一章又一章地发过去,他读后又回传给我,在译文上加了很多批注。我们在电话中谈到个别细节,例如小说里有大量对话,中文总是以“曰”字开始,德语中你很难想象通篇只用一个“说”字。所以我们统一了对话形式,采用戏剧剧本的方法,人名后就是要说的话,中文的“曰”就用德语的冒号和双引号代替,这样更生动。在对话的语言方面,我还在柏林的文学研讨会上跟作家克里斯托弗·马格努森一起讨论过。 南方周末:你怎么比较《三国演义》和《权力的游戏》? 尹芳夏:比较《三国演义》和现代电视剧集,我觉得有趣。《三国演义》是演义小说,采用章回体形式,本身就很“接地气”。丰富的故事桥段,平行讲述的几条剧情线以及海量出场人物,和追剧很像,需要些耐心和时间弄懂它究竟在讲怎样一个故事。《三国演义》的一回又一回,就像一集又一集电视剧,都有自己的戏剧冲突,总以悬念结尾。
“他们当然不想出版 一本硕士论文”
南方周末:你为什么认为,《三国演义》的语言之于现代汉语,就像拉丁语之于意大利语? 尹芳夏:拉丁语曾是一种类似文言文的书面语。对今天只说普通话的中国人而言,古代汉语这种书面语,或多或少就像意大利人对拉丁语的感觉。两种情况都涉及同一种语言的早期阶段:古雅的文言文言简意赅,言近旨远。 南方周末:如何用德语翻译你在《三国演义》里读到的美感? 尹芳夏:翻译的难度在于,面对大量人名地名时,德语只有寥寥无几的字母可供支配。不懂汉语拼音的德语读者不会知道,同样的拼音背后可能是不同汉字。这肯定让人头晕,我在每页的脚注和书尾的附录中加以针对性的提醒和说明。我把名字“改写”成拼音,从未想过要“翻译”成德语:其一,上千名字不可能都找到合适的翻译;其二,翻译人名可能会不恰当地把复杂的角色简单化了。 原文有一系列行文和语言结构,在德语翻译时可以很好地采纳并保持下来。文言文简洁,在德语中也可以采用排比、对偶和首语反复的修辞手法。曹植七步诗“煮豆燃豆萁,豆在釜中泣。本是同根生,相煎何太急”中的隐喻手法,我也试着在德语中使用,只要它不让德语读者觉得过分陌生。 南方周末:你会参考其他译本吗? 尹芳夏:我翻译《三国演义》,是直接从汉语原文入手的。只有从2016年的修订阶段起,我才读了几个其他译本:1925年英国人邓罗的,21世纪初美国人罗慕士的(注:初版于1991年),以及2017年最新的由罗纳德·伊弗森审订的版本(注:由虞苏美英译),另外还
有两个法语译本。非常有帮助的是巴黎友丰出版社的法译本,译者孙超英(Chaoying Durand-Sun,音译)是华裔,书中有一幅关于三国的彩色活页地图。 南方周末:翻译《三国演义》,你如何兼顾“文学化”和“汉学专业化”? 尹芳夏:对我而言,翻译时并不存在用“文学化”代替“汉学化”。无论是汉学研究的专业人士,还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一般读者,都是我译文的目标读者。不得不承认,兼顾两者让我好像在钢索上行走。对于由学术出版社经手的译本,许多问题可以被转移到脚注或附录中解决。这种方法对文学出版物是不可行的,所以历史的隐喻必须继续在行文中流淌。作为小说译者,当然要忠实于原著,但同时得讲一个投射现实,同样让德语读者激动的故事。S·费舍尔出版社当然不想出版一本硕士论文,他们要的是世界文学。
在阿尔卑斯山上翻译三国
南方周末:你为什么想在“罗仁译者之家”翻译《三国演义》? 尹芳夏:译者之家位于苏黎世的高地上,全世界任何一种语言的文学,到译者之家都能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。为了翻译《三国演义》,我去了两三次。每个去那里的译者都能拥有一个简约但功能齐全的房间,从窗户向外看,是苏黎世湖和阿尔卑斯山脉的壮丽景色。只要译者拿到一份合适的文学翻译合同,就能在译者之家住上几周或三个月,掏一丁点钱,在修道院式的隐居生活中从事翻译工作。跟其他译者交流,或者到瑞士的高山牧场、林间与草地徒步,是对工作很好的补偿。
南方周末:你因什么契机翻译《三国演义》? 尹芳夏:S·费舍尔出版社国际文学部的主任在2006年和我认识,当时我们两人都在法兰克福大学的总体文学与比较文学系任教。出版社之前推出了《中国经典文集》这套书,也计划新译古典小说。那套书要求在2009年出版,那年中国是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,时间太紧了。于是,《三国演义》的德语新译成了一个后续项目(注:文集共四卷,尹芳夏主编了头两卷,自己也重译了孔子、庄子及诗人寒山的作品)。 S·费舍尔出版社的项目主管汉·约尔根·巴尔姆斯在一次采访中说过:“跟我们普通的建筑项目相比,《三国演义》可以说是一个音乐大厅。”在一个大出版社手中,这样的重量级出版物自然不会毫无缘故地推迟出版。当然,翻译这本书究竟要多久,是很难事先就讲清楚的。好像在2015年的某个时刻,我们有信心了,便把目光投向2017年早春。 南方周末:你曾对德语媒体说,德国读者能由这本书观察中国的历史变迁。具体怎样观察? 尹芳夏:在历史的进程中,一些样板是很清楚的,有规律性地重复。通过这样的历史样板,可以更好地理解一个国家及它的人民。《三国演义》德译本的开篇,也刻画了这样的一个样板:故事教给我们,天下大势,分久必合,合久必分。有人说毛泽东对《三国演义》爱不释手,也许是因为这本小说表明,并不一定是占有更多军备或士兵的力量取得战争胜利,而是那些运筹帷幄的人,他们善用兵法,拥有最勇武的将领。 (金美玲博士对本文亦有贡献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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