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op of page
Jian Long

《推拿》话剧篇 谁的《推拿》?

作者: 季星 龙健

责任编辑:李宏宇 袁蕾 朱晓佳 实习生 刘维 网络编辑:刘之耘

(本文最初发表于2014年04月10日的南方周末)

盲人推拿师们近乎一天24小时都在一起,住集体宿舍,下了班手拉手回家。在这个世界里,自尊与自卑、爱情与情欲、私心与友爱、争斗与团结……五味杂陈、色彩斑斓,和正常人的世界没有半分不同。


“闭上眼睛,我看到了世界。”2014年2月1日,喻荣军编剧的话剧版《推拿》最后一稿终于完成,他在剧本扉页上写下这句题记。从2011年年初接到任务,四年间喻荣军已经写了八稿。

虽然四个月前,2013年9月初,话剧《推拿》已在北京、上海两地巡演过一轮,但这并没有使喻荣军停下自己的改稿进程。

《推拿》的场景,设置在南京一个叫“沙宗琪盲人推拿中心”的地方。推拿中心不在市区,生意不温不火,还面临拆迁。两个合伙老板都是盲人,一个叫沙复明,一个叫张宗琪——把名字拼在一起就成了“沙宗琪”。

沙复明的名字带着某种“无望的希望”,先天眼盲却被取名为“复明”。他念书多,“懂管理”,午饭前要给员工们开例会,讲话动不动就是名言警句。在盲校念书的时候,别人还在学推拿,他已经跑去学西医解剖。

张宗琪老实本分,一边做老板一边也做推拿师,拿着两份工资,做事讲求实际。张宗琪也并非土包子一个,他读《红楼梦》,见解颇不俗:林黛玉是个“瞎子”,“长着一双含情目,却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。”焦大虽然是个粗人,却一切都“看得清清楚楚”。

盲人推拿师们近乎一天24小时都在一起,住集体宿舍,下了班手拉手回家。在这个世界里,自尊与自卑、爱情与情欲、私心与友爱、争斗与团结……五味杂陈、色彩斑斓,和正常人的世界没有半分不同。

“这部戏写的是人,不是盲人。”喻荣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。


一辈子吃饭的手艺

2011年,国家大剧院和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各出50%预算,要把当年得了茅盾文学奖的《推拿》搬上舞台。

出品方先找了喻荣军写剧本,又找了郭小男做导演。演员多选用既具有舞台表演经验,又在荧幕上常常出现的“熟脸”,比如吴军、王一楠。

喻荣军本科在上海体育学院念书,整整四年都在学推拿,曾经他真以为推拿将是自己未来赖以生存的手艺。因为手艺好,还没毕业就有不少人约他上门服务。他给一个台湾商人做推拿,一周三次,一次一百块。在1990年代初,喻荣军月收入轻松过千。

喻荣军把这段自我经历转化为“场外声”,置于整部戏的开场,先向观众介绍推拿,然后说:“推拿,对于很多人来说,是治疗放松,可对盲人来说,就是生计,是他们一辈子吃饭的手艺”——这也是夫子自道。

为了让观众能像自己一样进入盲人的世界,喻荣军曾设计让观众戴着眼罩,或在黑暗中自己进入剧场。可这个计划没能实现——也没人告诉他不能实现的原因是什么。导演郭小男则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:“没听过这个说法。”

郭小男和他的演员们进入盲人世界的办法是“体验生活”。主创团队专门去了上海的一所盲童学校和一家推拿中心,与盲人亲密接触半个月。

在推拿中心,郭小男着实吓了一跳。他看到盲人推拿师每个人都有一个平板电脑,没客人时就插着耳机“看”电视剧,从《至尊红颜》到《甄嬛传》,也看书——他们大多数都看过毕飞宇的小说《推拿》,盲文版的。

有次,郭小男在推拿店,靠在墙上等一个盲人推拿师,特意没发出任何声音。过了一会儿,推拿师径直走上前来对他说:“导演,你等我很久了吧。”

“我很吃惊。”郭小男说,“他告诉我他有嗅觉。某些方面,盲人比正常人灵敏得多。”

即便是这些盲人里的“人精”,生活水平也仍然很差。他们每天十点上班,凌晨两点下班,月收入不超过三四千,十平米的集体宿舍住了好多人。即使是夫妻,也没有自己的单独房间,三四对夫妻挤在一个房子里。


要感动,还要同情

话剧团队还在陆续组建的时候,喻荣军的稿子已经改了好几遍:“真是吃力不讨好。”小说《推拿》在编剧圈里是出了名的难改:没有主角,有着九个主要人物的小说里,每个人的篇幅几乎一样多。

写完一稿,喻荣军拿给毕飞宇,毕飞宇觉得“过于忠实原著”。在那个版本里,喻荣军通过一个个人物间的关系来结构剧本——这正是小说原本的形式,但搬上舞台,就特别啰嗦零散。

“跳出来,不要被我的东西束缚住。”毕飞宇鼓励喻荣军,“不要的人物就删,或者合并。”

话剧《推拿》几乎是毕飞宇介入最多的一次改编。他一直和喻荣军讨论,但并不给具体意见,而是不停鼓励:“你只要爱这个小说,你怎么改我都无所谓,哪怕你把人全部换掉,能把意思表达出来就行了。”

小说里的九个人物都是盲人按摩师:老板沙复明,老板张宗琪,从大连来找爱情的金嫣,金嫣的恋人徐泰来,会弹钢琴的美女都红,追随沙复明的小夫妻小孔和王大夫,暗恋“嫂子”小孔的小马,矿工出身的张一光。

喻荣军艰难取舍,最后他把主角限定为两位老板:沙复明和张宗琪。撤掉徐泰来,把徐的感情戏嫁接给张宗琪。两个主角,八个人物,三对感情戏。

沙复明和张宗琪合伙在南京开店,亲密无间。渐渐地,因为各自信任的两个员工——做饭阿姨和前台小姐互相不对付,心生嫌隙,要分家。

喻荣军嫌这条主线不够有力,小打小闹怎么就分了家?“盲人不是独立的绝缘体,他们必然要与这个社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。”于是喻荣军加入了“拆迁”的戏码,让矛盾激化,也让“沙宗琪推拿中心”不得不散伙。

郭小男后来编排的话剧,基本遵照了喻荣军的故事主线,但在话剧呈现上,两人却出现极大分歧。

在喻荣军看来,小说的成功之处在于看待盲人视角的平等。这种平等体现在作者对他们内心体察之细腻、对他们生活描述之详尽,小说不像在写盲人,而是在写生活在城市边缘的普通人。

但郭小男希望自己的观众能被话剧深深感动,“并且同情他们”。从一开始,他就把话剧和小说分得很开:“毕飞宇只是把小说给了我们,他毕竟不是话剧作者。他的小说、电影、话剧,是决然不同的三件事。”


必须大团圆

最有抱负、最有学问、每天戴着墨镜像王家卫的沙复明爱上了内心高傲的都红,因为人人都说都红“美”。先天失明的沙复明不知道什么叫“美”,他把都红叫到房间,摸着都红的手,想感受一下“美”。

在喻荣军的剧本里,沙复明摸着小手,觉得有风吹过。他感到这就是美。

但在舞台上,郭小男让沙复明变成一个诗人,他一边摸着都红的脸,一边高声朗诵:“我的手触碰过流水,可是我不懂流水为什么潺潺”、“我明明摸到了你的脸颊,你的额头,眉毛,眼帘,嘴唇,下巴,甚至摸到了你的呼吸。可是你怎么就美了呢?”

演员背后是五彩斑斓变化着的LED背景,都红的侧脸剪影印在大屏幕上,周围忽而开出花,忽而又是一圈一圈的漩涡。听着沙复明的独白,都红在舞台上动情地落泪了。

郭小男也在幕后落泪。“一排这场戏就掉泪。”郭小男告诉南方周末记者,“沙复明是个读了书的人,他用了那么多美好的词汇去形容美,却始终有个边界他无法达到。他说得越多,我就越难受……一旦投入进去真是受不了。”

沙复明爱都红,都红却不爱沙复明。小说里,都红因为一场意外压坏了大拇指,再也无法做推拿师,最后她决然地走了。沙复明的单恋无疾而终。

喻荣军则让冲突变得更为浓烈、血腥。拆迁办主任来推拿中心叫都红的钟,看都红漂亮,开始动手动脚,都红不从,甩了主任一个巴掌。老板张宗琪不知道内情,责怪都红。都红被逼急了,硬生生掰断了自己的大拇指。在医院里,她留下一张纸条,远走他乡。

都红走后,沙复明胃病复发,被送去手术。医院要家属签名,张宗琪走上前,说:“我是他兄弟。”危难时刻,之前的分家、争吵、算计,都烟消云散了。

全剧在此戛然而止。“我考虑过大团圆结局——都红回来和沙复明结婚,但最终放弃了这个想法。”喻荣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,“大团圆过于刻意和无力,都红不是那样的一个女人。”

而在郭小男最终的编排下,“一个大团圆的梦境”成了真。

沙复明在病房中醒来,面对黑暗,如哈姆雷特一般开始漫长独白:“没错,我们是少了双眼睛,这并不可怕,可怕的是永远深陷于无边无际的痛不欲生中而不能自拔!”舞台上,说得满头是汗的沙复明突然把墨镜甩掉,露出了自己肌肉萎缩的双眼,继续大声念白,在台上奔跑、打滚……

念白停,灯光起。所有的角色欢天喜地地出现了。沙复明和张宗琪冰释前嫌,在舞台正中央抱在了一起。紧接着,一场婚礼就要举行。都红穿着红色婚纱,金嫣穿着白色婚纱,沙复明和张宗琪陪伴在她们身边。

“戏剧一定要有一个结尾,特别是我们国家大剧院这种定位的戏剧。”郭小男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自己的“大团圆结局”,“盲人不能过于悲惨、黑暗,而应该让所有人看到我们是励志的、是正能量的。”

话剧《推拿》在北京首演,毕飞宇没去。在上海演了好几场后,他才出现在剧场。他怕被媒体问到观剧感受:“这是导演和演员的作品,我不应该出现在报纸上。不能别人结婚,我在婚礼上穿得比新郎还帅,这是不对的。”

“话剧给我最后的感觉是,它是抒情性很强的作品,还可以改得更好。”话剧首演结束后半年,毕飞宇对南方周末记者这样评价。有媒体曾报道他在观看话剧《推拿》时落泪,他并没有否认:“我哭和不哭,一点儿都不重要。我们也不是卖菜的大妈,对于一个艺术品,当然不能以哭、没哭来衡量。眼泪永远不能成为美学标准。”

但至少,对于毕飞宇来说,他的目标算是“圆满完成”了。

“我把我的作品交出去,其实是有期待的,太有期待了。关注盲人,是我个人的愿望。一个小说家,其实很难有能力把自己的关注变成一个社会的关注——即便是莫言也很难做到。”毕飞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道,而《推拿》收获了许多意外之喜:“电视剧、话剧、电影和小说一起,把对盲人、残疾人的关注,变成了社会关注。”

Comments


bottom of pag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