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： 季星 龙健
责任编辑：李宏宇 袁蕾 朱晓佳 实习生 刘维 网络编辑：刘之耘
（本文最初发表于2014年04月10日的南方周末）
盲人推拿师们近乎一天24小时都在一起，住集体宿舍，下了班手拉手回家。在这个世界里，自尊与自卑、爱情与情欲、私心与友爱、争斗与团结……五味杂陈、色彩斑斓，和正常人的世界没有半分不同。
“闭上眼睛，我看到了世界。”2014年2月1日，喻荣军编剧的话剧版《推拿》最后一稿终于完成，他在剧本扉页上写下这句题记。从2011年年初接到任务，四年间喻荣军已经写了八稿。
虽然四个月前，2013年9月初，话剧《推拿》已在北京、上海两地巡演过一轮，但这并没有使喻荣军停下自己的改稿进程。
《推拿》的场景，设置在南京一个叫“沙宗琪盲人推拿中心”的地方。推拿中心不在市区，生意不温不火，还面临拆迁。两个合伙老板都是盲人，一个叫沙复明，一个叫张宗琪——把名字拼在一起就成了“沙宗琪”。
沙复明的名字带着某种“无望的希望”，先天眼盲却被取名为“复明”。他念书多，“懂管理”，午饭前要给员工们开例会，讲话动不动就是名言警句。在盲校念书的时候，别人还在学推拿，他已经跑去学西医解剖。
张宗琪老实本分，一边做老板一边也做推拿师，拿着两份工资，做事讲求实际。张宗琪也并非土包子一个，他读《红楼梦》，见解颇不俗：林黛玉是个“瞎子”，“长着一双含情目，却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。”焦大虽然是个粗人，却一切都“看得清清楚楚”。
盲人推拿师们近乎一天24小时都在一起，住集体宿舍，下了班手拉手回家。在这个世界里，自尊与自卑、爱情与情欲、私心与友爱、争斗与团结……五味杂陈、色彩斑斓，和正常人的世界没有半分不同。
“这部戏写的是人，不是盲人。”喻荣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。
一辈子吃饭的手艺
2011年，国家大剧院和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各出50%预算，要把当年得了茅盾文学奖的《推拿》搬上舞台。
出品方先找了喻荣军写剧本，又找了郭小男做导演。演员多选用既具有舞台表演经验，又在荧幕上常常出现的“熟脸”，比如吴军、王一楠。
喻荣军本科在上海体育学院念书，整整四年都在学推拿，曾经他真以为推拿将是自己未来赖以生存的手艺。因为手艺好，还没毕业就有不少人约他上门服务。他给一个台湾商人做推拿，一周三次，一次一百块。在1990年代初，喻荣军月收入轻松过千。
喻荣军把这段自我经历转化为“场外声”，置于整部戏的开场，先向观众介绍推拿，然后说：“推拿，对于很多人来说，是治疗放松，可对盲人来说，就是生计，是他们一辈子吃饭的手艺”——这也是夫子自道。
为了让观众能像自己一样进入盲人的世界，喻荣军曾设计让观众戴着眼罩，或在黑暗中自己进入剧场。可这个计划没能实现——也没人告诉他不能实现的原因是什么。导演郭小男则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：“没听过这个说法。”
郭小男和他的演员们进入盲人世界的办法是“体验生活”。主创团队专门去了上海的一所盲童学校和一家推拿中心，与盲人亲密接触半个月。
在推拿中心，郭小男着实吓了一跳。他看到盲人推拿师每个人都有一个平板电脑，没客人时就插着耳机“看”电视剧，从《至尊红颜》到《甄嬛传》，也看书——他们大多数都看过毕飞宇的小说《推拿》，盲文版的。
有次，郭小男在推拿店，靠在墙上等一个盲人推拿师，特意没发出任何声音。过了一会儿，推拿师径直走上前来对他说：“导演，你等我很久了吧。”
“我很吃惊。”郭小男说，“他告诉我他有嗅觉。某些方面，盲人比正常人灵敏得多。”
即便是这些盲人里的“人精”，生活水平也仍然很差。他们每天十点上班，凌晨两点下班，月收入不超过三四千，十平米的集体宿舍住了好多人。即使是夫妻，也没有自己的单独房间，三四对夫妻挤在一个房子里。
要感动，还要同情
话剧团队还在陆续组建的时候，喻荣军的稿子已经改了好几遍：“真是吃力不讨好。”小说《推拿》在编剧圈里是出了名的难改：没有主角，有着九个主要人物的小说里，每个人的篇幅几乎一样多。
写完一稿，喻荣军拿给毕飞宇，毕飞宇觉得“过于忠实原著”。在那个版本里，喻荣军通过一个个人物间的关系来结构剧本——这正是小说原本的形式，但搬上舞台，就特别啰嗦零散。
“跳出来，不要被我的东西束缚住。”毕飞宇鼓励喻荣军，“不要的人物就删，或者合并。”
话剧《推拿》几乎是毕飞宇介入最多的一次改编。他一直和喻荣军讨论，但并不给具体意见，而是不停鼓励：“你只要爱这个小说，你怎么改我都无所谓，哪怕你把人全部换掉，能把意思表达出来就行了。”
小说里的九个人物都是盲人按摩师：老板沙复明，老板张宗琪，从大连来找爱情的金嫣，金嫣的恋人徐泰来，会弹钢琴的美女都红，追随沙复明的小夫妻小孔和王大夫，暗恋“嫂子”小孔的小马，矿工出身的张一光。
喻荣军艰难取舍，最后他把主角限定为两位老板：沙复明和张宗琪。撤掉徐泰来，把徐的感情戏嫁接给张宗琪。两个主角，八个人物，三对感情戏。
沙复明和张宗琪合伙在南京开店，亲密无间。渐渐地，因为各自信任的两个员工——做饭阿姨和前台小姐互相不对付，心生嫌隙，要分家。
喻荣军嫌这条主线不够有力，小打小闹怎么就分了家？“盲人不是独立的绝缘体，他们必然要与这个社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。”于是喻荣军加入了“拆迁”的戏码，让矛盾激化，也让“沙宗琪推拿中心”不得不散伙。
郭小男后来编排的话剧，基本遵照了喻荣军的故事主线，但在话剧呈现上，两人却出现极大分歧。
在喻荣军看来，小说的成功之处在于看待盲人视角的平等。这种平等体现在作者对他们内心体察之细腻、对他们生活描述之详尽，小说不像在写盲人，而是在写生活在城市边缘的普通人。
但郭小男希望自己的观众能被话剧深深感动，“并且同情他们”。从一开始，他就把话剧和小说分得很开：“毕飞宇只是把小说给了我们，他毕竟不是话剧作者。他的小说、电影、话剧，是决然不同的三件事。”
必须大团圆
最有抱负、最有学问、每天戴着墨镜像王家卫的沙复明爱上了内心高傲的都红，因为人人都说都红“美”。先天失明的沙复明不知道什么叫“美”，他把都红叫到房间，摸着都红的手，想感受一下“美”。
在喻荣军的剧本里，沙复明摸着小手，觉得有风吹过。他感到这就是美。
但在舞台上，郭小男让沙复明变成一个诗人，他一边摸着都红的脸，一边高声朗诵：“我的手触碰过流水，可是我不懂流水为什么潺潺”、“我明明摸到了你的脸颊，你的额头，眉毛，眼帘，嘴唇，下巴，甚至摸到了你的呼吸。可是你怎么就美了呢？”
演员背后是五彩斑斓变化着的LED背景，都红的侧脸剪影印在大屏幕上，周围忽而开出花，忽而又是一圈一圈的漩涡。听着沙复明的独白，都红在舞台上动情地落泪了。
郭小男也在幕后落泪。“一排这场戏就掉泪。”郭小男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“沙复明是个读了书的人，他用了那么多美好的词汇去形容美，却始终有个边界他无法达到。他说得越多，我就越难受……一旦投入进去真是受不了。”
沙复明爱都红，都红却不爱沙复明。小说里，都红因为一场意外压坏了大拇指，再也无法做推拿师，最后她决然地走了。沙复明的单恋无疾而终。
喻荣军则让冲突变得更为浓烈、血腥。拆迁办主任来推拿中心叫都红的钟，看都红漂亮，开始动手动脚，都红不从，甩了主任一个巴掌。老板张宗琪不知道内情，责怪都红。都红被逼急了，硬生生掰断了自己的大拇指。在医院里，她留下一张纸条，远走他乡。
都红走后，沙复明胃病复发，被送去手术。医院要家属签名，张宗琪走上前，说：“我是他兄弟。”危难时刻，之前的分家、争吵、算计，都烟消云散了。
全剧在此戛然而止。“我考虑过大团圆结局——都红回来和沙复明结婚，但最终放弃了这个想法。”喻荣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，“大团圆过于刻意和无力，都红不是那样的一个女人。”
而在郭小男最终的编排下，“一个大团圆的梦境”成了真。
沙复明在病房中醒来，面对黑暗，如哈姆雷特一般开始漫长独白：“没错，我们是少了双眼睛，这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永远深陷于无边无际的痛不欲生中而不能自拔！”舞台上，说得满头是汗的沙复明突然把墨镜甩掉，露出了自己肌肉萎缩的双眼，继续大声念白，在台上奔跑、打滚……
念白停，灯光起。所有的角色欢天喜地地出现了。沙复明和张宗琪冰释前嫌，在舞台正中央抱在了一起。紧接着，一场婚礼就要举行。都红穿着红色婚纱，金嫣穿着白色婚纱，沙复明和张宗琪陪伴在她们身边。
“戏剧一定要有一个结尾，特别是我们国家大剧院这种定位的戏剧。”郭小男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自己的“大团圆结局”，“盲人不能过于悲惨、黑暗，而应该让所有人看到我们是励志的、是正能量的。”
话剧《推拿》在北京首演，毕飞宇没去。在上海演了好几场后，他才出现在剧场。他怕被媒体问到观剧感受：“这是导演和演员的作品，我不应该出现在报纸上。不能别人结婚，我在婚礼上穿得比新郎还帅，这是不对的。”
“话剧给我最后的感觉是，它是抒情性很强的作品，还可以改得更好。”话剧首演结束后半年，毕飞宇对南方周末记者这样评价。有媒体曾报道他在观看话剧《推拿》时落泪，他并没有否认：“我哭和不哭，一点儿都不重要。我们也不是卖菜的大妈，对于一个艺术品，当然不能以哭、没哭来衡量。眼泪永远不能成为美学标准。”
但至少，对于毕飞宇来说，他的目标算是“圆满完成”了。
“我把我的作品交出去，其实是有期待的，太有期待了。关注盲人，是我个人的愿望。一个小说家，其实很难有能力把自己的关注变成一个社会的关注——即便是莫言也很难做到。”毕飞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道，而《推拿》收获了许多意外之喜：“电视剧、话剧、电影和小说一起，把对盲人、残疾人的关注，变成了社会关注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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