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：朱晓佳 龙健
责任编辑：袁蕾 实习生 陈延舟 葛佳男 龙健 网络编辑：李夏同
2013-06-13
韩再芬出生时，安庆几乎人人会唱戏。四十多年过去了，戏曲纷纷成了“遗产”，2005年，安庆黄梅戏剧团因为经营惨淡，启动改制。原属一团和三团的优势资源，被合并到韩再芬所在的二团。“再芬黄梅”商演场次越来越多，慢慢开始赚钱。“品牌效应很快起来了。”现在，韩再芬想把“韩再芬”这三个字的经济效益，转换成整个剧团的效益。她希望“再芬黄梅”能像人艺那样，有一堆艺术家，而不是一个艺术家。
最后一幕戏，韩再芬略略有些紧张。每次演出，她虽看不清座上观众的表情，但能“闻”到剧场里的“味道”。
2013年5月29日晚，安庆“再芬黄梅”剧院原创黄梅戏《徽州往事》在广州上演，广东、安徽多名领导前来捧场。
“往事”发生在清末。徽州月潭村商人汪言骅与妻子舒香因官匪之乱分离，舒香以为丈夫已死，嫁给富商罗有光做填房。多年后，汪言骅洗清了莫须有的罪名，兴冲冲回家时借道拜访老友罗有光，落座饮茶，遇到妻子舒香。两个“好男人”客气地让起妻来，女人站在旁边，宛若一个物件。
舒香愤而出走。韩再芬最后唱道：“官患匪患乱世态，百姓就像小绵羊。”
“官患匪患里有着这部戏的价值观。”编剧谢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。在安徽，曾有“明智的领导”跟他聊这出戏：“老百姓为什么造反？就因为官太坏了。官逼民反，老百姓就成了匪，就要死人。官好一点，有些事情百姓理解一点，革命就能过渡成改良。”
官商勾结的贡献
徽商殷实，免不了被朝廷以“佐国之急”之名勒索。明万历年间，部队征战关西，盐商吴仰春被要求输送三十万两银；清朝常有捐输，大富豪江春“每遇灾赈河工军需，百万之费，指顾立办”，最后把自己捐得倾家荡产。
太平军和清军在徽州打十年的仗，休宁、绩溪等县被来来回回占领十几次。“5500个村子，3500个被蹂躏，1500个被踏平。最后跟曾国藩打拉锯战，打到没粮食吃了，开始吃人，那叫‘两脚羊’。”编剧谢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。他是休宁人，戏里的月潭村，就是他从小长到大的地方。
徽商常年在外，妻子在家苦守，受徽州大儒朱熹的影响，只能“灭人欲”。在谢熹的理解中，徽州女人都是“破罐子破摔”：“她们不断用家书和银票支撑自己，荣耀性地过日子。在罐子的价值来讲，她是悲哀的。但在碎片的价值里，她还会找到荣耀——我的碎片比你的大一点，这是碎片的荣耀。”
《徽州往事》“让妻”的故事是有原型的。相传“治墨大王”胡开文有个赏识的独眼治墨师傅，手艺高超。独眼喜欢胡开文的小妾，胡开文知道了，大方让妾给他。妾临死时，对胡开文说：“我只因为爱你，才和他过了一生。”
胡开文是绩溪人，绩溪出“功名”：胡宗宪、胡雪岩、胡适，都是绩溪人。
“没有一个徽商是真正热爱商业的。”谢熹斩钉截铁地说，“他们最大的追求是功名。不像晋商觉得赚钱本身就是快乐的。”
谢熹学化学出身——还教过方舟子无机化学，在美国留学一圈，顿悟做商人是光荣的，回国在苏州开了家公司，成了“现代徽商”。
可他的前辈们不觉得光荣。徽商们是坐在钱袋子上读书的一群人，发达了就全力资助乡里的青年才俊。
要显功名，就得把祠堂修好。徽州的祠堂五六千个，每年正月初三，各家把家谱摆出来，汪家到胡家看看，胡家到程家瞧瞧，看看谁的子孙殷盛、门楣光耀，这叫“摆谱”。祠堂最讲究的，是大门上那些木头桩子——那是“来头”：一个来头代表一个进士。徽州进士最多的一家，祠堂门上有八个来头。
这些士气儒风，让徽商逃不了和官的关系。那年代，不找个官做靠山也不行：徽商富甲天下，就是因为能从政府手里换来大把的“盐引”（买卖盐的凭证），垄断市场。胡雪岩因左宗棠而兴，被御赐二品顶戴、赏黄马褂，谢熹觉得这就是“官商勾结的典范”。
“讨好官员，就得好吃好喝招待。但朝廷的人，什么山珍海味没见过？你得给他找点乐子。”谢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，乐子，就是包徽班唱戏。
把自己捐到倾家荡产的大盐商江春，曾以每年“三万金”的价钱包养德音班和春台班，只在自己家里演。
乾隆八十大寿，四大徽班进京，催生了京剧，春台班是其中之一。官商勾结，也为京剧诞生出了一份力。
信用和丛未环
“你要说京剧和粤剧是戏曲，黄梅戏连戏曲都不是。”谢熹比方道，“黄梅戏就是戏曲里的流行歌曲。”
黄梅戏是最早引入音乐家的剧种。人人都能唱几句的《天仙配》，就是已故音乐家贺绿汀的学生白林作的曲，“树上的鸟儿成双对”因此破天荒有了二重唱。从那时起，黄梅戏成了作曲家主导的艺术——传统戏曲因为曲牌固定，都由演员根据自身情况演绎。
在韩再芬看来，黄梅戏唱词都是大白话，“能跟时代对话”。她很早就开始对自己的黄梅戏“动手术”。
演《徽州女人》，她把戏服上的一对水袖剪掉——按传统，水袖是个重要道具：你得用它虚拟动作、夸张地表达情感，它是“戏曲美”的一部分。韩再芬剪掉的理由很简单：让观众更清楚地看到演员细腻的动作——这多少和韩再芬的电视剧、话剧表演经验有关。
那些古老的戏曲动作，她也觉得该改良。“我给小孩子做动作。”韩再芬把两臂各拂向一边，一只脚抬起来：“他说，阿姨，你在干嘛？生活里，大家已经不知道这是开门。抬腿、跨门槛，这都是梅兰芳大师那个年代的事了。”
2003年，韩再芬打算和谢熹合作做戏。酝酿剧本时，韩再芬去国家美术馆看展览，到了门口人山人海。看车老太太告诉她：“今天促销，当然人多。前几天有个诚信展，根本没人。”
那时中国刚刚加入世贸组织，WTO前总干事穆尔关于中国“最缺的不是资金、技术，而是信用”的论断，刺激了中国政府。“诚信”是个热词。黄梅戏《公司》踩着这个节点排出来，让安徽省领导高兴坏了，省委书记王金山还为这出戏题词：“信用安徽建设的产物，建设信用安徽的教材”。
可很多戏迷不满意：黄梅戏演得跟音乐剧似的，剧情太简单，老派的身段步法、表演程式都没了。
“那时候搞得太超前了。”韩再芬回忆，包括戏里那些不正经的名字：丛未环——从来不还贷款；胡留言、刘飞宇——制造“流言蜚语”的记者，让看惯了传统戏的观众一时接受不了。她准备抽空再把这出戏“重新弄弄”。
饭局上卖戏
韩再芬出生时，安庆几乎人人会唱戏。四十多年过去了，戏曲纷纷成了“遗产”，安庆还是座“唱着过的城”。
沿着菱湖水，长江岸，安庆民间黄梅艺人常常操起家当，展开喉咙。
沿江唱戏，设备不讲究，用的是劣质小喇叭。韩再芬听不过去，决定解放安庆人民的耳朵。“再芬黄梅基金会”于是买了好几十套小音响，挨个儿送给各个街区的小班子。
真正靠唱黄梅戏赚钱的草台班子，“全安庆现在还有一千多家”。这些班子演出的时候，搭个草台，台下是各种卖甘蔗、买馄饨的。看戏的就啃着甘蔗，吃着馄饨站在台下伸脖子看。
十几年前，谢熹在安庆看过一场草台班演出。那时没有无线耳麦，戏台中间就吊根绳，绳末系着话筒。轮谁唱，就走几个台步到话筒前。有个小生唱着唱着跑下台，看戏的人都淡定自若，只有谢熹大惑不解。一问，才知道这是常事：小生尿急了下台解个手，解完了再回到台上继续唱。
这样的演出现在一台的价码两千块。一千个戏班供不应求，请他们演出还得靠抢。但人民群众的朴实喜好，就是走不到剧院里。
2005年，安庆黄梅戏剧团因为经营惨淡，启动改制。原属一团和三团的优势资源，被合并到韩再芬所在的二团。用韩再芬的名字命名新剧团，是安庆市委书记的建议。
韩再芬接手时，团里账面上只有2000块钱，这还不包括韩再芬借给剧团的8万——因为接拍电视剧，韩再芬算是戏剧圈里的有钱人。当时团里60个人，每年的政府拨款只有91万。
韩再芬开始“化缘”。一次饭局上，一个烟草专卖局的领导当场拍板：“韩老师，您说的这事我们得支持，我们每年补助你们100万。”
半年后，剧团的几出大戏捋顺了，开始商演。凭着韩再芬的名头、《徽州女人》的“梅花奖”招牌、能说得上话的朋友，“再芬黄梅”商演场次越来越多，慢慢开始赚钱。“品牌效应很快起来了。”韩再芬对南方周末记者说，“后来变成韩再芬一出台，钱就上去了。”
2006年后，“再芬黄梅”每年得商演一百多场。2012年，“再芬黄梅”进行了股份制改革，剧团有了硬性指标：每年至少得有1000万的利润。
安徽电视台编导方可把喜欢韩再芬的人归为五类：女大学生、年轻白领、知识分子、官员、企业家。
不论到哪儿，韩再芬绝不忘请当地的朋友吃饭。深圳的饭桌上，她谈成了桩生意：请深圳银行把戏票纳入积分兑换活动，让平时拿着积分换杯子的客户，有机会换张戏票。在广州，她和移动以同样的方式达成协议。谈生意这活，别人替不了，企业家只认她。
现在，韩再芬想把“韩再芬”这三个字的经济效益，转换成整个剧团的效益。她希望“再芬黄梅”能像人艺那样，有一堆艺术家，而不是一个艺术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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